7月14日至15日，世界互联网大会开放日在北京亚洲金融大厦举办。活动以“数智共享，文化共融”为主题，设置国际组织成果、数智科技、国际文化融合、数字非遗文创体验、趣味互动五个展区，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的80余家单位集中亮相，三十余家全球互联网领军企业参与展示。
世界互联网大会长期通过峰会、论坛、成果发布和国际交流连接政府、企业、国际组织与专家学者。开放日进一步拓展了这套平台的公共传播功能，让原本主要存在于专业会议和行业讨论中的议题，以展览和体验的方式面向公众。
世界互联网大会国际组织成立于2022年7月12日，总部设在中国北京，目前拥有来自6大洲47个国家和地区的230余家会员。这一合作网络为专业交流提供了主体基础，开放日则增加了面向公众的传播维度。
开放日所呈现的中国实践，背后有两层基础：一是庞大的数字用户以及持续建设的算力、数据能力，二是技术发展对现实生活和公共文化需求的回应。开放日把两者连接起来，也让国际合作从会议议程延伸到公众可接触的活动场景。
数字议题进入公共认知
第57次《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》显示，截至2025年12月，我国网民规模达11.25亿人，互联网普及率达80.1%；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达6.02亿人，普及率达42.8%，较2024年底增长141.7%。
当生成式AI用户在一年内快速增长至6亿规模，人工智能的公共议题已经从“是否会进入大众生活”，转向“怎样进入、以什么规则进入”。开放日上的AI眼镜、智能手机、机器人、AI写真相机和智能新能源车等展项，面对的已是一个拥有真实使用需求的大众市场。用户对前沿技术的关注，也开始转化为对可靠性、安全性和解释清晰度的要求。
6亿用户意味着，数字普惠需要越过产品覆盖这一层，继续回答公众能否理解技术、辨别风险并反馈需求。产品越容易调用，解释责任越难隐藏在冗长的用户协议里。
《数字中国发展报告（2025年）》显示，截至2025年底，在我国网民中，至少熟练掌握任意一种受调查数字素养与技能的占比为50.9%。这说明，网络接入和应用普及并不同步带来数字理解能力的提升。数字素养也已超出安装应用、输入指令的范围，延伸到判断AI生成内容可靠性、识别个人信息授权边界、理解系统建议适用条件等方面。
解释成本由谁承担，是数字普惠进入深水区后绕不开的问题。企业需要在产品界面中提示风险和使用条件，平台需要解释数据使用方式，公共机构和媒体也要把专业语言转化为公众能够讨论的问题。开放日可以提供体验，长期数字能力的形成还需要更持续的公共解释。
同一份报告显示，截至2025年底，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159万PFLOPS。这一规模反映了支撑大模型训练和推理的计算能力正在快速扩张。《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（2025年）》显示，全国高质量数据集数量超过11万个。对普通用户而言，这些宏观能力最终体现为一项功能能否稳定、准确地完成任务。
技术展示开始回答今天的问题
当AI开始进入数亿人的现实使用，产品展示的评价标准已经改变。观众关心产品能实现什么功能，也关心功能在什么条件下可靠、用户数据怎样处理、产品失效时责任如何界定。
开放日设置了多款智能新能源车体验，并突出人、车、家互联。人车家互联所尝试解决的，是家庭设备、个人终端与车辆服务怎样在移动场景中保持连接。难点在于跨系统协同能否稳定，新功能能否减少操作负担，而非简单增加设备数量。
AI眼镜和新型手机代表了人工智能向随身终端延伸的趋势。大会公开资料显示，相关展项覆盖智能影像、可穿戴设备和健康服务等方向。更轻量的交互方式，正在减少用户调用数字服务的操作步骤。
便利与隐私常常发生在同一个动作里。眼镜、手机和可穿戴设备持续接触影像、语音和位置信息时，用户能否随时知道哪些数据正在被调用，比单纯增加功能更影响长期信任。对不同年龄和数字能力的人来说，操作步骤是否足够清楚，也会影响这些产品的普及速度。
机器人和AI写真相机容易通过即时反馈制造新鲜感。从一次互动走向长期使用，还隔着可靠性检验。偶尔出错的体验产品可以被容忍，进入服务和生活场景后，同样的错误可能带来完全不同的后果。
在公众开放活动中，企业展示产品能力，也要解释产品的使用条件、信息处理方式和现实边界。技术传播的对象从专业观众扩大到普通公众后，解释本身就成为产品能力的一部分。
数字文博要经得起内容检验
数字文博面对的难题与智能产品不同。技术越容易制造沉浸感，文化内容越需要经得起解释和校验。
世界互联网大会官网信息显示，故宫博物院、中国考古博物馆、国家图书馆、陕西历史博物馆等十余家文博机构和文化单位参与展示。展项包括故宫“中国古代移动文物知识图谱”、中国考古博物馆MR项目《神奇考古队之寻玉篇》、陕西历史博物馆《壁画那边是唐朝》VR体验，以及非遗文创和文化AI交互项目等。
文化数字化最基础的作用是保存信息。文物纹理、古籍版本、器物结构和非遗工序经过数字采集后，可以成为研究、修复和公共教育的资料，也让部分受空间和保护条件限制的文化资源获得更多展示机会。公众理解文物的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。
知识图谱把分散的藏品信息、史料和研究成果建立关联。它试图解决传统展陈中的一个局限：观众看见了文物，却未必知道文物与人物、制度和历史事件之间有什么关系。
沉浸式项目处理的是另一类问题。中国考古博物馆MR项目《神奇考古队之寻玉篇》，让公众模拟妇好墓考古发掘；陕西历史博物馆《壁画那边是唐朝》则借助VR和唐代壁画重构观看路径。前者让公众了解考古发现如何发生，后者把壁画中的历史内容放回更完整的叙事场景。两类项目解决的问题不同，都超出了单纯展示文物图像的范围。
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25年，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52135亿元，同比增长7.4%。其中，文化新业态特征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68253亿元，同比增长14.3%，对整体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1.6%。
这组数据说明数字技术正在改变文化产业结构。它对应的是更宽的文化新业态，不能直接等同于数字文博项目的市场规模。放在开放日语境中，它提醒我们，文化数字化已经从展陈工具进入内容生产、公共教育和文化消费等更多环节。
文化数字化也需要处理解释权问题。当技术企业负责产品设计、文化机构提供内容时，最终呈现出的叙事由谁决定？如果流量和互动时长成为主要指标，复杂历史很容易被压缩成几个最容易传播的符号。数字文化产品的质量，取决于专业解释能否进入产品设计前端，而非在技术完成后补充说明。
一个数字文博项目最终要接受内容检验：它有没有讲清文物所处的历史关系，能不能帮助公众在视觉印象之外获得更完整的理解。
从文化展示到数字合作
开放日的国际文化融合区，把数字文明议题放入更宽的交流背景。
国际文化融合区设置了埃塞俄比亚咖啡文化、突尼斯马赛克、加纳传统织染、尼泊尔唐卡等内容。文化展示本身不是数字治理，却有助于公众认识不同社会的生活经验和价值背景。全球数字规则往往涉及隐私、安全、公平等问题，而不同社会对这些议题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。
人工智能治理、数据流动和网络安全都需要跨国协商。不同国家在发展水平、制度条件和文化观念上存在差异。开放日无法处理这些复杂问题，但能够让公众理解，数字合作并不是远离生活的外交或技术议程。
对个人影像、位置和数据使用的接受边界，会受到法律制度、社会习惯和文化观念影响。全球数字规则并非找到技术方案便会自然形成，还需要各方理解彼此为何作出不同选择。文化交流无法代替制度谈判，却能降低陌生感，为长期沟通提供更具体的背景。
技术方案可以快速复制，社会共识无法以同样速度复制。这也是国际组织需要持续开展公共交流的原因。开放日将国际组织的部分成果和多国文化展示向公众开放，使跨国合作拥有更多被理解、被讨论的机会。
对中国而言，世界互联网大会提供了一种参与全球数字合作的具体方式：分享已经发生的实践，也为不同国家和机构讨论共同问题创造条件。开放日增加的，是公众能够进入的那一层交流。
开放日补上的这一环
世界互联网大会设置开放日，并非要把复杂问题变成简单答案。它补充的是专业协商之外的公众理解：技术进入生活越深，人们越需要知道系统怎样工作、数据如何被使用，也需要有机会表达自己的真实需求。
“数智共享”的含义因此不止于让更多人获得技术产品。能否降低理解门槛、建立稳定信任，同样决定共享是否真正发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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